道可道
延绵600公里的南岭从来就不算是什么真正的地理天堑，它更像是一个心理障碍。
时至今日，任何一个人从湖南到广东，都不会引起任何令人紧张的情绪。其实，就算在古代，穿越南岭也绝非什么难事。破碎的山脉间，水陆交通纵横，无论是从江西还是湖南，穿越南岭都有各种方便途径。
穿越南岭的难度在于文化心理。对于中土人士而言，湖南已被认为是中原文化的南极之地。南岭则更是茫茫不可知的南极之南。“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曾如此感叹岭南风物和文化带给他的心理压力。以中原文化中心论的视角来看岭南，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极为偏远的“文化异乡”。
而真正的历史绝非如此片面。从秦代军事征伐所修的“超级水陆联运工程”，到唐代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新路、明清时重新疏浚灵渠、近现代铁路交通重构南岭交通格局，交通以其独有的方式，伴随着岭南历史地位不断提升的进程。岭南对于中国的意义，也从军事战略重地扩展到对外交流窗口和多元的文化基因库。
循着那些历史和现实的“超级道路工程”，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立体且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历史。它包含了忧伤迷茫，却有着更多的坚毅与奋进。没有路，就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是道路教给我们的“道理”。
南岭交通线
古道（水路、陆路及水陆联运）
湘桂路线
潇贺古道：
由著名的潇贺古道、湘漓路线和一条沅水路线组成。
潇贺古道位于湘桂之间，连潇水、顺贺江、下西江、达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和中原沟通岭南最主要的大通道之一。
这段“高速路”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全面完成，打通南岭山脉，与驰道相连，从湖南能直抵广西、广东，成为一条自秦都咸阳到广州的水陆相连的“新道”。
潇贺道又分为两条。
一是“萌诸峤”道，为潇贺道东线，亦称桂岭河线。秦末汉初，南越国曾在桂岭设关把守。江华白芒营南边粮子岭上，秦汉兵营遗址尚存。汉使陆贾两次入越，劝说赵佗归汉，均由此道。
二即“都庞峤”道，始自道县，经江永，出谢沐关，由广西富川入贺江。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赵佗如不在该道设防，北兵“从道州而风驰富川、临贺之郡，则西粤之藩篱尽决矣”。
沅水路线：
自沅水转溯渠水，经今会同、靖州、通道，穿越“镡城之岭”，南下柳江流域。镡城之岭是秦军戍守、秦越对峙的边塞，黔中通岭南要隘。据《山海经·海内东经》“沅水出象郡镡城西，入东注江，入下隽西，会洞庭中”，镡城应为秦设象郡北界。
湘漓路线：
溯湘水，过灵渠，入漓水，下桂江，进入西江流域。该道开辟较早，军事、政治、经济价值高，是中原通岭南主要干道。
湘粤路线
共三条。
1.自湘水转耒水、郴水，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洭浦关（今广东英德连江口附近），入溱水，南达番禺。
2.从郴邑南下，除循湟水外，还可走武水。《水经·溱水注》载泷水（武水）出峡谷处的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尉任嚣所筑，嚣死后，尉赵佗自龙川始居之”。
3.由湘水转舂陵水，或由湘水转潇水，越九嶷山，出湟溪关（疑为故楚九疑塞），循湟水南下，经阳山关、洭浦关，以达番禺。
赣粤路线
自赣水转溯支流章水，越大庾岭，出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继下浈水，入溱水（今北江）而达番禺。
现代交通（普铁、高铁、高速公路、国道）
铁路
【京广线】
京广铁路、京广高铁
【京九线】
京九铁路、京港高铁
【湘桂线】
焦柳铁路、洛湛铁路、湘桂高铁
【黔粤线路】
贵广高铁
公路
105国道、106国道、107国道、207国道、209国道、322国道、321国道。
干线高速公路
九条南北纵线里，五条穿过南岭。
京港澳高速、许广高速、二广高速、大广高速、包茂高速。
岭南，南方的南方。虽破碎却延绵长达600公里的山脉，让这里和岭北隔成了两个文化区域。然而它们绝非是真正隔绝的，战争、文化、商业、迁徙，各种人类活动让两个空间的交流从未断绝。古道上有征战者的艰辛，流寓士大夫的忧伤，也有求道者的坚忍，更有开拓者的豪情。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南岭。
南岭如何连通中国
战争和经济的强烈需求，刺激着南岭超级工程的诞生。
战争对一个区域地区的交通塑造能力是空前的。
秦越战争，造就了五岭古道的最基本路线。秦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一旦运作就无法停止，君主统一巨大地理单元的雄心不可遏制。为征服百越，秦帝国兵分五路进军，进入了统一战争中最为艰难的阶段。其中有四路的方向是岭南。反复的征战中，不仅打通了去往岭南的条条大道，甚至开拓出超乎常规的灵渠线路。公元前219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史禄修建了连接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解决了秦军后勤输送的问题，从而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形成古代中原到岭南最为重要的通道。由零陵湘江水道向南可入漓江、达西江而抵广州，或从梧州上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向北可出洞庭而抵中原。湘漓水道平时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战时又是大军和粮饷传输的通道。在当时，可以说是军事交通史上的超级工程。
散碎的岭南，终于和当时的“中国”融为了一体。五岭的概念也由此形成。所谓的五岭，其实不仅是指五座山岭，它是一个地理与交通的复合概念：五条通往南部的道路，以及沿途所经的山岭。
自此，岭南的诸多通道，就成为了历代南北战争中重要的一道防线。独霸岭南的南越王赵佗，依南岭关隘，闭关锁国，与汉王朝相持多年。
兵者，诡道也。军事路线讲究出奇制胜。南宋末年，元军走诚融道，也就是从广西经通道县，走沅水的路线，攻破辰沅，并实施战略迂回，绕了个巨大的包围圈，从侧后翼闪击长沙，取得了军事上的巨大成功。
时间来到民国初年，梅关古道再次见证历史。
国民革命军为了消灭军阀割据、进而统一中国，决定从岭南北伐中原。叶挺的独立团，乘坐火车到达韶关后，开始了穿越南岭的艰苦跋涉，并于七天后到达湖南郴州。突破南岭，成为北伐的重要一环。
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自岭南过，并留下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豪迈诗句。
红军长征开始后，先头部队很快进入南岭山区，并在此反复迂回长达两个月之久，地形复杂的南岭，远离各大军阀势力的中心，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直至湘江战役后，红军翻越越城岭的老山界，这是长征以来要面对的第一座大山。而后，出五岭，进入云贵地区。
今天的南岭，依然展现出大国构建超级工程的组织力量。新的交通方式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京广高铁以穿隧的形式穿越南岭，以最短距离最快速度连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完成了历史级的交通跨越。
南岭是禅宗的重要山脉
△江永县，何家湾村边的古道。 图/陈正
文化的交流史，比政治交流史更早。虽然岭南在秦汉时期被并入中原的统治体系，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早在史前就已经开始了。岭南散乱的地理格局，缺少主导型的族群，却是文化多样性的繁盛之地。
岭南自古就是贬谪地，《史记》曾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将一批违反秦国律法的人“遣戍”至“桂林、象郡、南海”，同时也是经略南越一带的一种策略，即以罪犯充作兵卒。此后，两汉至隋朝，一直保持着流放岭南的做法。至唐代时，犯人流放岭南以及官员贬谪至岭南的规模增大，甚至流放岭南成为当时流放之刑的主要方式。唐朝还首次将岭南地区作为官员贬谪之地。《广东通志》曾记载：“唐以前得罪至岭南者，皆迁徙为民，至唐时始谪为宦。”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王昌龄、刘禹锡，宋代的苏轼、寇准、章惇……这些流寓岭南的文官，皆是当时的一流人物。
士大夫们的穿越之路是忧伤的。“文章憎命达”，贬谪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忧伤也是创作力最丰富的时期。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痛苦，旷达如苏轼，在一次次“越来越南”的贬谪中，培养着自己的性情与热爱，对抗着命运的种种不公。以至于在后期，他已把岭南作为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意义实现之地。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认为三分之二的事业，都在岭南。
除了旷达的苏轼，还有一位僧人以超好的心态，来往于南岭之间。他就是禅宗南宗的一代宗师惠能。
南岭是禅宗的重要山脉。
六祖惠能是个“贬二代”。他的故乡本在河北，因为父亲贬官到了岭南，惠能从小就在岭南长大，并在乐昌学习佛法。龙朔元年，也就是公元661年，24岁的惠能翻越大庾岭梅关古道，到达岭北的湖北黄梅，八个月后，得传衣钵后，再经大庾岭至曹溪。他的一生，都在岭南岭北间穿梭，求法、得道、弘法。
惠能门下的两位重要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都是在翻越南岭前往韶关求法之后，再回到江西与湖南弘法。禅宗的火种随之遍布南岭内外。南宗也由此成为禅宗的主脉。
明代之后，南方开发加速，岭南人口大幅增加，去往岭南的道路也不再令人生畏。
旅行家徐霞客曾于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深入永州境进行了为期63天的实地考察，并沿潇贺古道前往拜祭濂溪祠。路边成片的乔松风景令他身心愉悦，“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楚游日记九》）。
南岭的景观形象在文人笔下也开始变得可爱起来。
中国的“文化基因库”
2023年5月18日，长沙博物馆，关于南越国的主题展览正式开展。今天只需乘坐三个多小时高铁就能到达的两广地区，在史书中是被严重边缘化的“帝国南疆”。然而它文化的灿烂却令参观者惊叹。那些融合了秦、楚、汉文化风格的器物，展现出一种文化熔炉的宏大气质。
虽然如今深圳号称湖南的第二省会，但在远古时期，来自湖南的文化却主导了新石器时期深圳地区的发展。作为深圳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咸头岭在考古学界声名显赫。
岭南地区进入距今7000—6000年后，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深圳的咸头岭遗址。咸头岭遗址第一段出土的白陶和彩陶十分引人注目，其文化因素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南怀化的高庙遗址。
咸头岭遗址是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距今7000—6000年间的“文化高地”，来自沅水中上游和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白陶与彩陶明确显示出洞庭湖地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对环珠江口区域有影响，同时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通过洞庭湖区域对珠三角也产生了影响。通过咸头岭遗址为代表的咸头岭文化可以清楚地看到，珠三角社会发展进程从这个时期开始就紧跟着长江中下游文化发达地区在发展。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地处“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最南边，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的南方。岭南是中央王朝从来都难以管控的边缘地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控”，为这里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岭南资源富裕，人口密度低，因资源紧张造成的冲突较少，各种来自外部的文化在此可以保存较好的独立性。
岭南文化主体是汉文化，由于不同时期移民路线和聚集区域、以及本底文化不同导致岭南文化内部分异，进而形成广府、福佬和客家文化三种主要亚文化。各种文化的杂糅，不断演化出新的文化形态。远离文化中心，反而成了一种促成多样性的文化优势。
近现代以来，流行音乐中的岭南派、绘画艺术中的岭南画派异军突起，正是岭南多元文化共同成就的结果。
南岭从未成为真正的屏障，它是永远敞开的窗口，让海风吹拂在农耕文明的大地上。当中原的文化体系越来越趋于封闭之时，岭南的两广地区却日益成为多元的文化洪炉，并把各种异质文化通过南岭通道，向中原逆向输出，从而保持着文化的整体多样性。
通往南亚热带的开拓之路
岭南是中国人的终极迁徙地。
相比于流寓文人们的“忧伤岭南”，庶民们的岭南是南亚热带充满不确定性和希望的热土。
岭南作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安全地理空间”，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也就远离了战争的危险。亚热带的气候让这里有着四季可耕作的土地，面朝大海，让商业贸易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后者在明代之后，更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认定的三大民族走廊之一，南岭走廊是所有民族走廊中唯一与海洋相连的一条,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渐扩展,很早就参与到环球贸易当中。途经湖南宜章，前往广东乳源的西京古道见证着移民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历史。
被战争和生存挤压到帝国最南端的古代民众，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迁徙运动。庶民们没有文化上的中心观念，对于大多数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壮阔的南岭民族走廊由此逐步形成。
“南岭走廊”南北宽约330多公里，东西长约1000多公里。这里生活着汉族、瑶族、苗族、畲族、侗族、仡佬族、壮族、彝族、毛南族、布依族、土家族、水族等十几个民族。民族走廊比地理意义上的南岭更宽也更长，显然，它建立于广义南岭的概念之上。
南岭民族走廊不止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它是所有历史上汇集于此的民族大集合。
“南岭走廊”上的各民族，不仅指今天生活在黔、桂、湘、粤、赣、滇等交界处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壮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苗瑶语族中的瑶族、苗族、畲族等，而且还包括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北上或东进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土家族、傣族等，真可谓是我国中南和西南民族交流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国中南民族与部分西南民族交汇和融合的地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汉族支系是客家人。
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文化特性的汉族支系。客家并非自古就有，是历史移民的产物。客家先民原世居中原，属古代汉族的一支，由于天灾、战乱、饥荒、械斗和政府奖惩等原因，先后经过六次大规模的迁徙，辗转南迁，历尽艰辛，最终选择了地处东南丘陵、山脉，人烟稀少、交通阻塞的粤、桂、闽、赣为落脚点。相对于当地原住居民而言，这些流落到南方的客家先民被周边的人称为“客人”、“客家”等，也就是外来人。
岭南是中国真正的没有冬天的地方。这里的作物四季可种植。在农耕社会，这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里提供了远比北方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这里的商业同样发达。面朝大海的岭南，自古重商，海上丝绸之路由此经过，工商业文明的发达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这种优势在近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突出。
近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岭南变得愈发重要。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让帝国南疆成为了今天中国的重要发展极。北上广深，四个特大型城市，两个在岭南。这里，已然是中国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
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
评论